什么样的父母才不是孩子的祸害

什么样的父母才不是孩子的祸害

 

幸福的童年是作家最大的不幸,这是海明威说的,他却不知道伟大的汉语文学早有“文章憎命达”的精炼概括。话虽不错,却也没有谁会刻意去追求或者歌颂不快乐的童年,否则也不会有那个著名的“父母皆祸害”豆瓣小组。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,父母并非没有性格缺陷,却总可以互补,让孩子生活在一种平衡之中。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相声,侯跃文、石富宽的《火红的心》,一上来就给人以如此的印象。

 

歌曲:彼岸
专辑:笑着哭
演唱:汪峰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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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夕夜,儿子在家里烧开水,煤气泄漏出去,遇到放爆竹的火星后引发了一场大火。父亲从菜市场回来,正察看现场,肇事的儿子上来要吃的:“妈,我饿……”

母亲伸手就是一个嘴巴:“你瞧你这把火放的,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,饿死你都不多!”

 

父亲立即上前打圆场:“哎,哎,干吗,干吗呀?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呀?这都祖国的花朵,地方大你知道不知道?”

 

现在好像很少听见“祖国花朵”的提法了,人们对花园和园丁们都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。我佩服侯跃文的演技。梁左说他活路子宽,传统功底身后,而且特别认真,这里,他一人三角,在半分钟的时间里表现出三个人物的性格与相互关系,是相声演员的真功夫所在:孩子是幼稚不知趣的,不懂得要避家长的火头;母亲是感性的、情绪化的,一事当前可能失控;父亲是最可爱的人,他得担当起稳定军心的责任,得及时缓和母子双方对立的愤怒与哀伤。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他善于运用自我解嘲打破尴尬,这种能力,这种小小的“捷才”,从心理上挽家庭于危机之中。

 

一般说到《火红的心》,只讲它是“歌颂型相声”,它刻画父亲的确有明显的“教育大众”意图,本意是让他在周围人的援助中自惭形秽、完善个人道德。他有不少性格和行为劣迹,所谓“小市民习气”,比如发现胡同里有人家着火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;他曾拆了公家大院里晾衣服的铁丝给孩子做了一个弹弓,让拿着到处去玩儿,结果打碎了对门赵老头家的一块玻璃,两家由此不和。跟他形成对比的,是街坊四邻、街道干部、企业工会及时伸出援手,赵老头主动上门冰释前嫌,让他无地自容,灵魂受到了洗礼。

 

但这些都无法动摇我对这位父亲的好感。我觉得,在这三口之家构成的性格三角中,童真—感性—理性各据一端,占据核心位置的是一位好父亲,打点家庭气场,给人际关系舒筋活血。孩子出身这样的家庭,大概很难成为大作家。

 

(2008年豆瓣上创立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,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,“祸害”,80后子女这般形容50后父母。)

 

我乖乖求学的年代,由于经常出入教师办公室,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父亲。参加某大型运动会期间,花朵们在室外集训打拳,有很多家长来观摩,在篮球架下端着下巴认真地站着,一半是欣赏,一半是监督。刚才还在扭捏作态的捣蛋分子,看见自己父亲就立刻不做声了,这个时候,尚武的体育老师就会趁人之危,到这些男学生的脑袋、肩膀、屁股上解恨地敲打两下。

 

当时的印象是,每个以好勇斗狠知名的学生背后都有一个一脸无上权威的爹,正因为他随时展现自己管教的权力,那孩子才会将受到的威压转嫁到家庭之外的别人的身上。假如你觉得受了某人的委屈,最好的报复就是像把初级法院的案子上诉到中级法院去一样,想办法把你的委屈捅给他们家长。就算你不占理也不要紧,家长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向着外人的。

 

伊姆雷·凯尔泰兹在《给未出生孩子做安息祷告》写了自己的经历:孩子和父亲一起坐车出门,每次都要在一个车站下车,孩子提出,如果坐到下一站再下车的话,那么只需往回跑几步路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父亲答道“我从不往回走路。我问:为什么不往回走?回答是:因为我不往回走。我再问:可为什么呢?父亲再次回答道:我说过了,因为我不往回走。”

 

“这坚定不移的语气里必藏着某种深刻的含义,”凯尔泰兹写道,“只不过我无法将其点穿。我完全是一筹莫展,垂头丧气,恰似面对一个公开的秘密而无计可施。”

 

我那时的“公开的秘密”,就是很多父母把老师视为家教权力的分享者,乐意全力配合,只是这种配合通常只取消极意义,为的是让孩子记牢更多的教训。每次家长会前,我这种特权阶级被老师请进办公室,一边照着成绩单填学生手册,一边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个家长的容颜来——能给我留下印象的脸没有一张是在笑的。他们很快就要在这一秋后算账性质的会议上接受不对等的信息,然后相互之间就教子之方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,并就下一阶段的整改计划达成初步意向。他们把成绩排名抄回家里,当着你的面颂扬别人,长他人志气,把你对同学的怨气慢慢撮了上来,仿佛他们的存在分掉了你应得的宠爱。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,谁知道那些被你恨着的人,是不是也恨着你呢?父母嘴里的他人是天堂,在你听来却是不折不的地狱。

 

萨特在自传《词语》里,写到父母的那些言论简直耸人听闻,他称父亲为恶的化身,说天下没有好的父亲,因为父亲要占有子女,“倘若我的父亲还活着,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,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……”他还刻毒地说,母亲“还没有下流到爱我的地步。”他认定,血缘决定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尊卑,它证明了人之存在的偶然性、专横性,意味着生而被奴役,死也不自由。

 

我得一次次用《火红的心》来抵御这个资产阶级颓废文人的影响。这段相声讲述了一个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”的故事,在灾难的语境下,侯石两人把一群可爱的北京人推到了台前:其中有送饺子的王大娘,有送清炖鸡的薛老师,有送喜糖的新婚夫妇,有送毯子的赵老头,有腾房子的耿大爷。他们都是有着“火红的心”的好人,尤其是赵老头,侯跃文模拟那种老年嗓的哑音和蹒跚的步态,能让人生出一种想搀着他回屋的冲动:

 

侯: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溜一包,进来之后把拐棍就给靠到床上了,吧嗒,把那包袱一打开,我才明白。

石:什么呀?

侯:里边是一条毛毯。

石:哦 毛毯。

侯:这老头哆哩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……

石:走路很慢。

侯:“跃文哪,天冷啦,这毯子,你先用着,啊,拿着,拿着。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,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……”

石:瞧瞧人家!

 

我把类似的场面抄进作文里,老师很高兴,认为念我的作文有助于净化班级风气。她从未对我的故事进行哪怕一次简单的原型分析,不然她会发现,我只抄了赵老头、耿大爷、薛老师、王大娘的事迹,唯独没有把最可爱的人——那位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双重拯救的父亲——写进去。侯跃文努力塑造了一群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他人,可我喜欢上的偏偏是“他”自己,一位拥有草根的真性情的父亲。刻画他的性格,超出了一个没有小说创作天赋的中学生的能力范围。

 

他为火灾郁闷,但照样有兴致玩黑色幽默:“您看我这只鸭子,都成烤鸭子了”;他知道偏袒儿子,就自嘲地说是保护“祖国花朵”;他像所有男人一样平时都死要面子,可是一旦被打动,他真能放开了哭;当一群小孩闯进屋子,送来五花八门的鞭炮时,天呐,这个父亲把愁云一扫而空,像个大活宝一样跳进除夕狂欢的行列里。他不顾为父之尊,跟自己的孩子抢鞭炮玩:“我连着放了好几个……把我们孩子急的:爸爸,爸爸啊,你给我留俩吧!”

 

这类奇葩真是相声的天穹里飞舞的黄金,就像那个老掉牙的笑话里讲的,他们会跟孩子一起上树偷苹果。我偏爱他们,不管能否为祖国培育出有用的人,他们至少不乏味,不缺少与人乐乐的兴趣。《火红的心》里的父亲没有高大的人格,却活得比谁都真,他依旧被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的叙事话语包围着,但他的率性硬是从一个时代的陈词滥调里提取出日常生活的滋味,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可以有怎样跌宕起伏、富有戏剧性的情节,在大灾当前依然能鸣响变奏:玩笑,洒脱的自嘲,往往比渗透悲情的守望相助更有感染力。

 

说句题外话。侯跃文先生辞世一周年之际,我在电视里收看大地震后的救灾报道,四川的难民们也像受过教育的懂事的孩子一样,忆苦思甜一番后都忘不了连声的“感谢……”我忽然想起《火红的心》的“底包袱”:耿大爷和遭灾的一家三口合凑了一首诗,一人一句。头三句很规整:五讲四美结硕果,灾后生活安排妥,鞭炮声声除旧岁……正说到这儿,“我们孩子回来了:爸爸,明年咱家还着火!”

相声到底是在“造梦”。孩子的话当然是夸大的虚构,然而换入一个现实的语境,我们却无法一笑置之。纯属无意地,《火红的心》闪现了巧合的威力,抑或是天意早早设下的奇妙反讽。我真怀念它,这朵“歌颂型相声”里的奇葩,还有那位侯耀文之后,再无人能够重现的奇葩父亲。(责任编辑:代金凤)via